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胡瑗的“苏湖教法”和王

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，采取“重文”，但是学校教育仍很衰落，直到仁宗以后曾有“三次兴学”之举，其中尤以胡瑗和王安石的教育改革，对于宋代教育发展起了重大作用。

一、胡瑗的“苏湖教法”

宋仁宗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范仲淹任参知政事，在他主持下，实现了北宋的第一次兴学。范仲淹（989～1052）是北宋一位锐意改革、励精图治的政治家，长期担任地方官吏，他对当时教育不振、只重科举早有改革意见，认为只考试而不重教育的做法，犹如“不务耕而求获”。在他担任宰相后，提出了《上十事扎》作为他革新图强的纲领，其中“精贡举”即为兴学重教的意见。并由此而决定令州县立学；改革科举考试内容；改革太学，诏令下湖州取胡瑗之苏湖教法为改革太学的模式。不久范仲淹罢相，庆历兴学即告失败，但胡瑗教法著为太学令，对于北宋学风形成，是有深刻影响的。

胡瑗（993－1059）字翼之，泰州海陵（江苏泰县）人，世居陕西安定，人称安定先生。《宋元学案序录》说：“宋世学术之盛，安定、泰山（孙复）为之先河”，实为宋代学术开创者之一。胡瑗早年在吴中教授经术，景祐二年（1035年）被范仲淹聘为苏州州学教授，其后，湖州知事滕宗谅建学湖州，延聘胡瑗为主教。他在苏湖两地进行教学时，改变当时崇尚辞赋的学风，而重经义和时务，他在学校中实行“分斋教学”，设有经义斋和治事斋，根据学生专长和爱好分斋而教。经义斋的学生主要学习儒家六经等经典，以培养未来的封建统治人才为目的。正如《宋元学案·安定学案》所说：“经义《斋》则选择其心性疏通，有器局，可任大事者，使之讲明《六经》。”在治事斋中分“治民”“讲武”“堰水”《水利建设》和历法算术等科。凡入治事斋的学生，每人要选择一个主科，同时选择一个副科，使之学有所长，开阔眼界，基础宽厚，促进主科发展。因此，治事斋主要培养各行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。《朱元学案》说：“治事（斋），则一人各治一事，又兼摄一事，如治民以安其生，讲武以御其寇，堰水以利田，算历以明教是也。”的这种分斋教学和设立副科的教学制度，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创造性改革，难怪黄宗素称赞说：“盖就先生之教法，穷经以博古，治事以通今，成就人才，最为的当。”[1]从内容上看来，这一改革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，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创造，开了文理教学分科设置和建立主副科制度的先河，对后世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胡瑗在教学方法上也与传统的死记硬背不同，而是以明体达用，培养有实际才干的人才为目标。据《宋史·胡瑗传》载：“援教人有法，科条纤悉备具。”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，讲习解经“至有要义”，能联系实际，“引当世之事明之”或利用直观，将“三孔”仪物“图之讲堂”。他还提倡实地考察，使学生获得感性知识。他说：“学者只守一乡，则滞于一曲，隘吝卑陋。必游四方，尽见人情物态，南北风俗，山川气象，以广其闻也，则为有益于学者矣”。胡瑗在苏湖教学达二十余年，四方学者，云集受业。胡瑗这种“明体达用”的教育主张，受到范仲淹的赞赏，范仲淹遂于庆历兴学期间，诏清下湖州取胡瑗之法，著为太学令。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胡援担任光禄寺丞，国子监直讲，教授于太学。胡瑗在太学，教学卓有成效，各地学生不远千里前来，以至太学校舍容纳不下，另取旁处房舍安置。《宋史·胡瑗传》说：“礼部所得士，瑗弟子十常居四五，随材高下，喜自修饰，衣服容止往往相类，人遇之，虽不识，皆知其瑗弟子也。”苏湖教法，对于后世教育也有很大影响。

二、王安石的教育改革

宋神宗熙宁、元丰期间（1068～1078）王安石两次为相，在推行变法过程中，实行教育改革，这是北宋第二次兴学。

（－）王安石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

王安石（1021～1086）宇介甫，江西临川人。自幼随父官任读书。21岁中进士，曾任地方官职多年。他目睹北宋王朝“积贫积弱”，内忧外患，财力衰竭，政治腐败的情景，深为国家担忧。他曾写道：“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，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，而风俗日以衰坏，四方有志方土，思思然恐天下之久不安”[2]，遂产生变法图强，立志革新的思想。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他写了洋洋万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提出变法纲领。在教育方面，他认为国家之如此衰弱，其因虽“患在不知法度故也”，但是欲求革新，又苦于人才不足，而人才不足，又由于陶冶人才不得其道；他指出“所谓陶冶而成之者”就是“教之、养之、取之、任之有其道而已”，并详细论述了教、养、取、任的办法，成为熙宁变法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。

关于“教之之道”，他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，有名无实，空疏无用，说；“方今州县虽有学，取墙壁具而已，非有教导之官，长育人才之事也。唯太学有教导之官，而亦未尝严其选。朝廷礼、乐、刑、政之事，未尝在于学。”指出学校中所教的，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“课试文章”，这种文章“非博诵强学，穷日之力则不能。及其能工也，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，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”，所以“虽白首于库序，穷日之力，以帅上之教，乃使之从政，则茫然不知其分者皆是也”。这种教育的结果，不但不足以使人成才，反而会毁才。因此他主张，要择才而教，教之以实用之学，文武兼备，“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，则不教也。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，无不在于学”。

关于“养之之道”，他提出要“饶之以财，约之以礼，裁之以法”。

关于“取之之道”，他对当时的科举取士进行了尖锐批判，认为，当时的取士，仅以强记博诵，略通文辞、诗赋而成为进士。这种办法所取之人，多为“不肖者”；而“不肖者”在位，“政治便无清明一日”，“谬种流传，国家岂堪设想”。他主张要罢诗赋，考经义，改革科举制度。

关于“任之之道”，他反对只问出身，不论其德，只论资格，不讲其才的用人制度，主张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。

（二）王安石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

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进行变法革新，至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王安石第二次罢相，八年间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主张得以实现。元丰年间（1078～1085）变法虽未失败，但显然处于停滞状态，并在某些方面有所逆转，然而在某些基本方面，仍然执行变法措施。熙宁、元丰变法十六年间，王安石对教育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1．改革太学，创立“三舍法”。

宋初以来，太学徒具空名。熙宁、元丰期间，经过整顿，太学规模方较完备，管理办法趋于细密。教学制度方面，除主管官外，太学置有十员直讲，每二人主讲一经，对“教导有方”的学官则予以提升，而职事不修的则予以贬黜。学官成绩的考核，依据学生“行、艺进退”的人数多少加以评定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十月，创立太学“三舍法”，太学分为外舍、内舍、上舍。学生按程度分为三等。初入学的为外舍，初无定额，后定额700人，元丰时以2000人为限；外舍生一年可升为内舍生，名额为200人（元丰时为300人）；内舍生再升为上舍生，名额仅百人。生员升舍均需经过考试。考试弥封誉录如贡举法。外舍生每月考试一次，年终一次总考，只要成绩合格，平时未违背学规，就可升入内舍；内舍生，考试达到“优”、“平’并参照日常“行、艺”升入上舍；上舍生考试分上中下三等，名列上等的，即不再经过科举考试而直接授以官职。这样学校不仅担负养士的任务，而且具有取士的职能了。

2．整顿地方学校。

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下令京东、京西、河东、河北、陕西五路设立学校，选置教官，采访有“经术行谊”者担任教授。每所学校，给田40顷以充学粮，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设置府州学官53员，都是既有出身，又经考试，足以胜任者。州县学校有了显著发展。

3．颁定《三经新义》。

王安石为了实行新政，非常重视统一思想的工作。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特置经义局，王安石亲自阐释《周礼》，谓之《周官新义》。《诗》、《书》则由其子王雪与吕惠卿共同诠释，合谓《三经新义》。熙宁八年完成，经宋神宗批准，颁发给各类学校，作为必读教材，亦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。

4．设置专门学校。

熙宁改革中，设置了武学、律学和医学等专门学校，以培养专门人才。

5．改革科举制度。

王安石针对科举考试的旧弊，于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拟就了新办法，规定废除明经科。增加进士科名额。进士科考试废除诗赋、帖经、墨义而试之以“本经”（任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中的一种）；“兼经”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二者只要通晓经文主旨大意即可）及策论。

王安石变法推行教育改革，发展官学，使宋代教育为之一振。虽然最终宣告失败，但对北宋教育制度的形成及宋代中后期教育，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[1] 《宋史·胡瑗传》。

[2] 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。